专访 | 亚开行原首席气候专家吕学都：城市建设要考虑至少2℃的升温情景，气候投融资“颗粒度”亟待细化

每经记者：李孟林 每经编辑：高涵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节能减碳和绿色发展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关键词。本届全国政协新设置环境资源界别，这是全国政协自1993年增设经济界别以来，再次增加新的界别，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的工作重点建议，其中“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成为重要一环。

无独有偶，3月6日，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Re:Think 2022智慧城市与韧性未来”会议上，如何加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时的韧性，成为与会嘉宾讨论的焦点话题。

会场外，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原首席气候变化专家、国家气候中心原副主任吕学都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专访。吕学都从事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已经40余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多次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的审查和批准工作，并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一员参加国际气候谈判。2010年，吕学都加入亚开行，重点负责碳市场、气候技术转让、气候投融资等工作，直至近期退休。

过去几年的极端天气事件，让许多人开始注意到气候变化对生活真实而深刻的影响，也凸显出城市在面临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

吕学都认为，城市规划要提前将气温上升至少2℃的影响考虑在内，要通过市场手段来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到“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上去。作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抓手，国内的气候投融资工作已经启动，但仍然处在初步阶段，挑战重重，首当其冲的就是细化气候金融的量化体系。

NBD：2022年北半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炎热夏季，极端高温在欧亚和北美大陆持续蔓延，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极端天气事件给我们的城市建设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图片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吕学都：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建设，其实没有太多考虑在气候变化语境下的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城市排涝，还是说沿江沿湖沿海地区应对洪水或者干旱的影响，常规的做法可能是以5年一遇标准、10年一遇标准、甚至50年一遇标准来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越来越厉害的气候变化，现在有报告说已经升温1.1℃了。在这种情况下，极端天气屡屡打破过去的纪录，所以原来的设计标准就不够用了。

极端天气事件近几年在全世界发生得越来越多，甚至一天24小时里把一个月甚至一年的降雨量都降完了，过去的城市规划是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可能要用好几十年，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在搞工程设施建设时把全球变暖的问题考虑进去，否则可能5年、10年后就不足以应对更严重的天气事件了。现在一般的做法是至少要考虑到全球升温2℃的情况，因为按照现在全世界的各种研究，把升温控制在1.5℃已经是不太可能了，甚至连2℃的控温目标都岌岌可危。

当然，这种全球气候模型的准确性还是很低的，还必须考虑到区域的气候模式和当地情况。全球和区域情况的误差是会有放大效应的，所以很难做得特别准。

即使政策制定者对气候变化有认知，也有科学工具做参考，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成本的问题。比如说一个项目的规划设计把标准提高到防50年一遇的灾害，那就会增加成本，那么即使政府觉得科学家提出的方案很好，也有可能拿不出钱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

NBD：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极端天气对城市的冲击吗？

吕学都：如果硬件设施达不到条件，还可以采取一些软的措施，做到软硬结合。比如国内以前也有过的泄洪区规划，就是说在城市里留出一块地，平时可以用来种一点耐水的植物，一旦出现非常大的暴雨，这片地就可以用来存水。

在国际上，应对环境挑战时有一种提法叫“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因地制宜，也就是说怎样利用当地条件，达到最少投入产生最大效益的产出，而不去做过多的改变。比如说有一块低洼地，我们也不用勉强要用它来干什么，就把它作为极端暴雨时的一个出口或通道，这就叫顺其自然。当然政府也可以规定这块洼地在没有暴雨情况下的用途，但是要保证在泄洪时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2022年7月，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等地18日至19日发布“极端高温”红色警报。

图片来源：新华社发 蒂姆·爱尔兰 摄

NBD：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中，以降低排放为主的减缓（mitigation）成为焦点，而帮助人群避免气候灾害伤害的适应（adaptation）工作，得到的关注度和投资额都比较少，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吕学都：减缓气候变化，现在主要讨论的就是“双碳”（碳达峰、碳中和），这个是比较硬的一个任务，从计量上来讲也是最容易做的。政府设定了量化减排的考核指标，减排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减排甚至还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可以兑现给投资者。结果就是各种资本投向减排项目，2021年的数据显示，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超过了全球气候融资总额的90%。

适应气候变化，简单来说，就是指减轻或者避免气候灾害带来的损害，无论是修大坝、盖房子，还是装更大的空调，都可以叫做适应。其实我们回顾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与天斗与地斗的历史，与天地斗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气候的过程。当然现在我们使用适应这个术语，指的是适应人为因素导致的过量温室气体排放而造成的气候变化。

适应工作之所以比较难做，一个是因为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发生很厉害的天气事件，没有人能告诉决策者怎么做样才是最合适的。

另一方面，对适应气候变化投资产生出的是巨大的公共效益，但是可能投资者自己收不到特别多的回报。公司也好，个人也好，资金总是有限的，它可能就会把资金用到最显而易见的地方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两个方面中，适应应该是更迫切的问题，因为气候灾害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来还会不断地增强，更应该采取措施来减少灾害的影响。

NBD：正如您所言，投入适应的资金相比减缓来说，份额要小得多。有哪些有效的机制可以激励更多资金投入这一领域？

吕学都：如果想用市场手段来激励投入，就得让投资的人能够享用产生的适应效益。比如说有一片洼地，可能通过修大坝、加深护坡，或者是增加排水系统，让这块地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也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土地价格就会大幅度增长。这种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不管是50%也好，还是80%也好，都应该归我。

通过政策来形成市场，一定要形成一种市场规律一样的东西，你投下去就会有回报，才会有人投。

NBD：2022年8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选取23个地方进行气候投融资的试点工作，将为全国各地开展低碳发展与气候适应战略转型积累宝贵经验。您认为气候投融资的政策制定上，将面临哪些挑战？

吕学都：国内目前在气候投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实施指南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面临巨量挑战。特别是在气候投融资的量化方面，国内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统计体系，气候效益数据等基础信息缺乏。

像绿色金融项目体系，用年轻人的话来讲就是一个颗粒度很粗的事情。它里面有90多项、一共300多类项目，只要你投资的项目包含在里面，都可以叫绿色金融，不管你投十亿还是一百亿。气候金融也是这样，不管你减排一万吨也好，十万吨也好，都可以叫气候金融，实际上一个减排项目，可能涉及到大量与“减缓气候变化”无关的部分。

而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这样的多边银行，在项目中只计算能够带来减排或者适应效益的那一部分钱，比如投资10个亿的项目，可能只有2个亿的资金能算气候金融。这其中的算法和公式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指南。

多边银行这样的统一方法和原则已经实行了十几年，但国内现在还很缺乏。去年生态环境部通知23个地方进行气候投融资试点，试点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然后把好的经验总结起来，为今后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很多政策都是这样通过试点来做的。

每日经济新闻